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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民的上帝之眼和現實的跡證

所謂的冤獄，並不只有殺人嫌犯才會遇到，但其他的冤獄多數人不會關心，即使是殺人案件，會被注意到的冤獄也只有少數幾件具有「戲劇效果」的案件而已。
蘇建和案可說是因為它太有戲劇效果了，所以才會被提起。
鄉民一直以來認為冤獄是司法品質的問題，當然，整條刑事司法鏈上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，最後結果就是冤獄，但有時候出問題的並不是司法體系，而是被告、證人甚至被害人自己。
可以說整個程序中不會說謊的只有被害人的屍體，而那並非因為法醫是楊日松，而是因為死人不會說話，當然更不會說謊。

鄉民的認知，其實來自於媒體，而媒體的認知，來自於警方，那警方的認知呢？
來自於「拼湊」。

我們就以2004年發生在台中市的命案來看看，鄉民的認知和真正的「事實」有多少差距好了。
我引的是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4年上重更(一)44號裁判書，裁判書查詢的網頁不能直連，如果想用找的，關鍵字打「四平路」，案由打「殺人」，或者關鍵字打黃庭也可以。
黃庭、楊碧霞命案的兩個兇手，就是那四十四個定讞死刑犯之一，新聞是這麼說的：
http://www.nownews.com/2004/03/26/139-1607174.htm
發生在台中市北屯區四平路黃庭老夫婦慘遭割喉命案，經台中市警方2個多月偵辦，比對在現場發現的2根毛髮及杯子上殘留唾液的DNA，終於逮捕嫌犯呂文昇、吳慶陸，26日2人坦承預謀殺人後，警方宣佈破案。

根據高院的判決書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除了兩個兇嫌自白之外，能「得到」的證據有：
1.凶器：黃庭家的美工剪刀
2.現場：
血跡主要分佈在由進門門口處一直延伸到主臥室。
現場客廳茶几上面的茶杯杯緣上有嫌犯之一的唾液（DNA鑑定），杯內裝有米酒。
現場馬桶上有嫌犯之一的陰毛（DNA鑑定）。
客房隔間牆通往客廳的走道上，高度大約是一百四十公分左右處有另一嫌犯的血跡（DNA鑑定）。
綑綁膠帶內側有被害人血跡。
廚房水龍頭上有混合型血跡。
主臥室書桌、電扇上有黃庭血跡（DNA鑑定）。
（床頭櫃有被翻動痕跡，並有血跡，無採樣）
被害人身上有抵抗性傷痕（法醫研究所鑑定）。
被害人黃庭可能是由兩人殺害。

3.被害人傷勢：
（法醫研究所鑑定）
凶器應有二種以上。

4.證人：
證人之兄於十二時二十分送二份便當至房東黃庭住處，此時情況正常。
證人之母於下午十五時三十分，將貢品肉粽跟雞腿要給黃庭夫妻吃，結果發現門反鎖（門前上有紗窗門未上鎖）。
之後證人再持便當前去，察覺命案。

PS：還有一些法官認為沒用的證人證詞我就懶得附了。

以上就是命案的現場證據，不過這只是部分，實際上現場應該有更多有效或無效的證據。
在不知道兇手是誰的情況下，面對這麼一堆證據，而證人的證詞也都只是片面的破片，偵查者的工作就像在拼某種拼圖一般，將這些證據拼湊起來成為可以重建現場的「劇情」，但和一般人想像的不同，這個拼圖自一開始就不是完整的，但所得到的結果卻不能是不完整的。
因此，缺少的部分只好靠人類的想像力去拼湊了。
例如上面這個例子，凶器應該有兩種以上，但實際上現場留下的只有一件，因為剪刀不能產生切割傷，所以應該有另一把能產生切割傷的凶器，到此處都是確切的物證和推理，但這凶器是什麼？是西瓜刀水果刀還是菜刀，則只能拼湊。

也因為如此，所以只要「想錯方向」，整個「劇情」就會大不同。

有時候在「破案」之後，案子還會有一些疑點，例如這個案子當中，兩個兇手在被害人家裡坐了半小時到一小時，那指紋呢？
在這個案子當中，兩把兇刀、手套外帶一件染血的外套都沒有找到，這些東西的存在靠的是兇手的自白，但即使真有手套，有人到別人家拜訪會全程戴手套的嗎？？
有時候自白也會矛盾，例如對凶器的供詞就有「鈍菜刀、Ｖ型小剪刀、現場的剪刀」和「西瓜刀、Ｖ型小剪刀、現場的剪刀」兩種，到底是西瓜刀（15-20公分算哪國西瓜刀？比較像水果刀吧。）還是鈍菜刀？

偵查人員就是要找到可用的證據，排除大批沒有用的證據（例如顯然不是犯人之人的毛髮），試圖釐清疑點，最後才能構成一個犯罪的「事件」，但是這個事實當中有不少部分是用想像補足的，而這些部分也正是冤獄會出現的地方－－即使司法人員並沒有這種意圖。
偵查人員所查到的事件，就像一幅東缺西少的拼圖，然後他們得從這拼圖裡看出「這像什麼」，但鄉民總會誤以為這個由事實與想像構成的拼圖，是由「完全的事實」所構成的，因此才會認定「罪證確鑿」。

當然，這是刑事偵查的共通處，不是只有故意殺人案件才是這樣，也因此冤獄的存在絕不會只有殺人案件，只是殺人案件冤獄的下場最慘就是了。

附註：這篇並不是要說這個案子是冤獄。